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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科院专家刘福春建起新诗库 百年诗集隐含时代密码

2019-09-09 23:58

  刘福春今年60岁,他的笑容常常遮拦不住地溢出来,周围的空气仿佛也变得和善。从1984年开始,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就只干一件事——搜集和新诗有关系的“纸”,他的目的还不是收藏,而是给新诗摸家底。今年是新诗百年,刘福春凭一己之力建起的百年新诗库,在大大小小的“新诗百年”纪念活动中,显得独树一帜。

  “百年新诗库”就藏在刘福春的电脑里,包含近百年来近万位新诗诗人的信息,收集的诗集有2万多种,其中民国新诗集近两千种。“我见过的民国新诗集大概有1500多种,我保存的原本有两三百种,复印的有六七百种,还收集了电子文本。”刘福春说。

  进入新诗库,每位诗人的信息包括姓名、性别、生卒年月、籍贯、出版的诗集,而诗集又包括出版社、出版时间、开本、页码等信息。细看一下,会有很多新鲜的发现。学者止庵原来曾是个诗人,原名王进文,写诗用的笔名叫方晴,在1993年出版过诗集《如逝如歌》。国内叫方舟的诗人竟有四位,有男有女,其中一位方舟去年还出版了诗集。

  台湾文学界大佬钟鼎文当初在大陆用笔名番草写诗,1993年曾来大陆参加艾青国际诗歌研讨会,他说1949年前在大陆发表的诗歌都找不到了。当时刘福春却给老先生抄来了诗歌目录,面对老先生惊叹的目光,他悠悠地说:“我翻过大量期刊,您的每首诗都做过卡片。”从这些目录中,钟鼎文眼前一亮地找到了旧作《向日葵》,刘福春赶紧复印了该诗。原来这首诗是老先生年轻时写给夫人的情诗,也是一件爱情的证据,可惜后来散佚。那一刻,钟鼎文激动地给远在美国的夫人打电话,“我终于找到证据了!”

  但让刘福春感叹的是,更有不少老诗人是否健在、是否还在创作,都成了未知数。“我1984年编撰《中国现代新诗总书目》,其中记录的有关新诗著作的资料,有一些已成了‘孤证’。”他与李怡近日在台湾出版了《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•新诗旧集影印丛编》第1辑,其中就编入诗人张篷舟的一本诗集,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老人家手里借来复印,当年复印机不行,字迹都是黑的,这次出书影印,欲再找原本发现已不可能。

  刘福春和新诗联系在一起,似乎命中注定。1980年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,给唐弢先生当助手。领导问他是否愿意研究鲁迅,他傻傻地说:“我对研究鲁迅没多大兴趣。”

  中学毕业那年,刘福春就喜欢上了诗歌,在他的老家吉林省前郭县的一个小书店,他买来李瑛的诗集。上大学的时候,他狂热地创作诗歌,但没写出什么名堂。不研究鲁迅的刘福春果真等来了自己的机会。上世纪80年代初,社科院启动国家项目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》,他独自承担《中国现代新诗总书目》项目,跑遍了全国50家图书馆,平生第一次对新诗进行普查。随后的这几十年,跑图书馆、旧书店、旧货市场,查阅、查找那些埋没的过往诗集、诗刊,成了刘福春的习惯。

  给诗人写信是刘福春另一个习惯。“有一天我写了60封信,连我自己都笑了,因为这些信都是同样的内容。”刘福春说,他去信的目的很简单,一是要诗集,二是请作者填调查表。几十年来,除了曾经临时使用过打印信,他都是亲笔写信。

  刘福春至少与4000多位诗人通过信,写过的信也有上万封。不过,他发现如今调查表回收率越来越低,“老一代诗人会很认真地填写,现在的诗人都不大回信。”原先寄出去的调查表,寄出十份至少会回收八份,现在能回收五份就不错了。即便是那些寄回来的调查表,大多用的是打印件,“我喜欢手写的,那样更有温度。”

  百年诗集纷纷从刘福春的眼前滑过,他发现诗集与时代的暗合关系特别微妙。早期诗集出版,往往和创作有密切关系。刘福春说,像闻一多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《红烛》,后来创作风格有所改变后,又出版诗集《死水》,“研究那个时代的诗人完全可以用书名区分开,研究闻一多就可以叫‘红烛时期’、‘死水时期’。”

  时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集,开本和页码的不同,意味着对诗人的评价不同。刘福春举例,《艾青诗选》大32开、300多页,《臧克家诗选》则是正32开、100多页,“这意味着出版社对诗人的不同评价,艾青是从解放区来的,臧克家是从国统区来的,他们享受两种待遇。”刘福春认为,从开本、页码角度做研究,也很有文学史意义。

  “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,出诗集大多和创作没什么关系,只要有钱就可以出。”刘福春说,从那个时候开始,诗集越来越厚,一辈子写的诗都装一块儿了。近些年有的诗集常有念不通的句子,他就会一边念一边发笑。刘福春还发现,过去的诗集可以装在口袋里,现在的诗集越出越大,不可能揣进兜里了。“现在的诗集不是让你读的,像是假书。”他感叹,社会越来越浮躁,从诗集出版这儿也体现了出来。

  今天的诗人们自掏腰包办诗刊、诗报,印诗集,赠朋友,寄馆藏,但还有一个好去处——“赶紧寄刘福春呀!”对他们而言,刘福春那里相当于诗集版本图书馆。刘福春说,自己收藏的诗集、诗论集、诗报、诗刊等,诗的书信、手稿、照片不计其数,打包装了200箱,前几天运到青岛,打算自己退休后到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继续搞研究。他这一辈子,跟新诗耗上了。